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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学良给大陆写的第一封信
日期:2018-12-12 19:01:16  来源:友情转载    字号: T | T

西安事变82周年、两岸“三通”10周年之际,听杜重远、侯御之长女杜毅考证——
 
“张学良给大陆写的第一封信”
 
作者:郭泉真 来源:解放日报
 
  杜重远是谁?
 
  他和张学良关系有多密切?
 
  张学良给大陆第一封信为何写给他夫人侯御之?
 
  丈夫为国牺牲后,侯御之又如何为祖国发展与海峡两岸,奉献到生命尽头?
 
  杜家两代,一门爱国。老辈人的毕生牵挂,后来者的念念不忘,国与家的民族大义。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82周年,15日是两岸“三通”10周年,今年是杜重远诞辰120周年。回首父亲杜重远、母亲侯御之对祖国的深深热爱,长女杜毅向记者展示,张学良在95岁高龄,历经人生风云之后,动情为杜重远写下,这样的最后四字评价——“大公无我”。
 
  这是相知,也是共同的精神体认。
 
  “知名不具”
 
  这封信的落款,是“知名不具”。
 
  只在信封上面,写完寄出地址“台北市北投区”后,署有一个“张”。
 
  信封上的寄送地址是“上海市愚园路719号”,寄送对象是“侯御之女士玉启”。
 
  “一位拍纪录片的台湾人,和晚年张学良关系密切,考证说1949年后,张学良给大陆写的第一封信,是写给我母亲侯御之的这一封。我记得这部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过,里面也说了这个话。”杜毅说。
 
  这封信哪一年寄出的?
 
  邮戳难辨,文末只写了月日,没有哪一年。
 
  记者查到,2008年12月15日,两岸终于直接通邮、“全面三通”之际,新华社一篇报道写到:迫于岛内民众压力,1988年3月,台湾当局同意,台湾民众给大陆亲友的信件,可由台湾红十字组织经香港邮局,转寄大陆;1989年6月起,台湾邮政部门开始直接收寄到大陆的信件,两岸邮件总包直封并经香港、澳门转运,这意味着两岸邮政业务开始间接互动。
 
  而在信封上,在“侯御之女士玉启”几字旁,不知谁写下一串数字:89、11、26——12、2(后面一字看不清),以及一个“收”字。颇像是指1989年11月26日写好寄出,12月2日收到。
 
  杜毅仔细辨认后,兴奋地说,“这极可能就是我妈妈写下来备忘的,最后这个‘收’,就是妈妈的字迹”。
 
  另一个佐证是,文末落款日期,看去也是“十一月二十六日”,和“11、26”一致。
 
  如是,则在1989年,暌违40年后,张学良给大陆寄出了第一封信。
 
  触动他的“破冰者”,是杜重远。
 
  虽然此时杜重远早已不在人间,虽然“少帅”此时也已88岁,视力衰退,写字费力,垂垂老矣,但一接到老友遗属消息,依然很快复信,全文字字动情——
 
  “御之夫人惠鉴:十一月十日来信和相片八张,俱已收到。我十分欣慰。你辛苦抚养子女成人,仲(重)远有知,当亦含笑地下也。我也为你骄傲。我目力衰退,书写费力,恕不多写。愿,上帝祝福您们!知名不具。”
 
  “知名不具”,实在因相知太深。
 
  早在杜侯订婚,“少帅”就曾亲送贺礼。60多年后,侯御之著文回忆:“一九三二年底,我从国外学成归来,重远正忙于抗日救亡活动。无暇择日,而是撞日订婚,假座于北京铁道学院,举行仪式。那天先是微雨,渐成小雪。铅沉沉的天空,仿佛也展示着中华民族的苦难。我穿一身黑色丝绒旗袍,未施脂粉,仅一双红鞋,略志喜庆。汉卿先生还送来了贺礼——一个心形金盾,当中镌刻一个爱字。他语重心长地祝贺说:‘愿你们举案齐眉,白头偕老。我送的这颗爱心,象征着你们永结同心,也象征着我们万众一心,复我河山,祝你们早度幸福时光。’”不久,杜重远就随张学良前往热河抗日前线动员。
 
  而更早在东北,青年杜重远,就成为了张学良“十分敬重的幕僚和挚友”。
 
  “功不可没”
 
  西安事变时,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几位负责人名单中,第一位是宋庆龄,第二位是杜重远。
 
  仅此,便足见他当时的声望和地位。
 
  如果再多了解一点近代史,便会知道,在著名的“新生事件”中,他接过邹韬奋的火炬,在《生活周刊》被封后,挺身接办《新生周刊》,继续“不可中断”的抗日宣传,却因刊载一篇《闲话皇帝》,被日寇和当局作为借口,封刊捕人。
 
  审判中,他严词责问:“爱国何罪?”大声疾呼:“中国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!”
 
  旁听席群情愤慨,学生市民游行,一时震惊中外。
 
  沪上一位近代史学者向记者表示,新近史料发现,围绕“新生事件”,当时的日本高层与中国高层之间,有着诸多交涉往来,仅故事之紧张、精彩,已可拍一部电影。况且,从前后局势及学术层面看,这一事件的历史作用,还有很大的认识空间。
 
  杜毅则一直记得,父亲入狱一年多,母亲侯御之特意住进了监狱附近的一个破庙,以便就近照顾。
 
  也是在狱中,杜重远写信、托友,说动张学良转变“内战”思想,与杨虎城和解,和共产党接触。1936年4月,张学良借机来沪秘密相见。9月杜重远刑满出狱后,又很快在11月前往西安,再度坚定张学良“联共抗日”决心。此时,距西安事变爆发,已不到两个星期。
 
  60多年后,习仲勋在文章中特别强调:“在这里应当记住,杜重远是促使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最初推动者。正是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,对张学良反复做了大量的工作,才会有以后发生的事情。杜重远功不可没。”
 
  西安事变、新生事件,恐怕是不少人所知杜重远的全部了。但其实,他和他的家人,都有太多传奇。
 
  农家子弟,品学兼优,19岁考取官费留学日本……如果说这些还是“常见情节”,那么,杜重远当时在日本所读的学校,尤其专业,都不寻常。
 
  在杜毅的介绍中,杜重远读的是东京高等工业学校,所学陶瓷制造专业,是那个时代的现代化前沿。学成回国,杜重远在沈阳创办肇新窑业公司,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工厂。
 
  不到30岁,这位年轻的实业家,就被推举为沈阳市商会副会长,成为工商界著名人士,又任张学良秘书,成为外交工作的得力助手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被迫流亡关内,他又是张学良在北平成立的智囊核心组成员之一,专为重大问题出谋划策,曾多次批评张学良,“不能对蒋介石抱幻想”,应该“举起抗日的旗帜,打回老家去”。张学良给他写信说:“几年来教训颇多,特别是一年来,由于认识上的错误,一误再误。决心改弦更张,希望老朋友不要摒弃我。”
 
  杜重远的最初梦想,是让中国人用本国生产的陶器瓷器,把日货洋货赶出去。
 
  是爱国,切肤之痛与民族大义,让他转向为国呼吁、四处奔走,直至不幸被军阀秘密杀害。
 
  说起父亲的牺牲,年逾古稀的杜毅,至今依然泪垂。
 
  这是她的切肤之痛。
 
  “天下为怀”
 
  直到半世纪后的1996年,张学良依然一见杜毅,脱口第一句话,不是寒暄,而是发问:“我一直想不通,盛世才为什么这么残忍杀你爸爸,为什么?他到日本留学,你爸爸还资助过他的呀!”
 
  新疆军阀盛世才,先是高举抗日旗帜,伪装进步,联共联苏,又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后,背弃共产党,投靠蒋介石,捏造罪名,杀害陈潭秋、毛泽民等在疆共产党人及老同学杜重远。
 
  为了继续抗日,杜重远看中新疆,想为中国建一个后方大基地。
 
  就此,1939年,他放弃大城市生活,带家人赴艰苦边陲,出任新疆学院院长,培训组织学生有声有色。40多年后,年过花甲的学生们,追忆杜院长,仍哭到嚎啕。
 
  就此,他一去不返。停职软禁,严刑拷打,秘密处死,尸骨未存。
 
  在一份悲愤诉状中,侯御之写道,“自杜重远被捕以后,生不见人,死不见鬼”,她和孩子们则被“门外设警软禁,室内亲族朋友不准接见,不准通信,衣食不足,常三五日不得一饱,冤惨恐怖,凌辱备尝”。一方面,是“盛世才亲询,使用非刑,杜重远作长声呼号达十六日之久”。另一方面,是从小家境优渥,人称“公主”的侯御之,和幼小子女一起,被盛世才故意关进结核传染病院,和病人混居在一起,企图借刀杀人。
 
  当时染上结核病,很难医治。一位院士告诉记者,真正对结核菌有效的利福霉素及衍生物,要到上世纪60年代才发明。而当时是上世纪40年代,杜毅有次发热病危,医生一度对侯御之说:“你赶快准备后事吧。我治得了病,治不了命。”
 
  杜毅喟叹——自己发作了结核性胸膜炎,动不动就发高烧。妹妹杜颖发作了结核性脑膜炎,两次复发,一度病危。弟弟杜任发作了结核性腹膜炎,最终手术。侯御之自己,也因结核并发重症,在离疆到重庆后,入院动过手术。一家罹患各种疾病,从此终身痛苦。今年暮春,妹妹杜颖仍病危入院,住进重症监护室。
 
  1945年8月15日,抗战胜利之夜,万众狂欢,侯御之独坐痛哭——“我守着病重的大女儿,独坐斗室。听到满街笑语喧哗,看到一片狂欢的景象,分外怀念重远。想到他壮志未酬,白骨无存,从此生死两茫茫,遗下三个幼儿于贫病交迫中,纵有千般酸楚,亦无处话凄凉,在爆竹声声中,我竟痛哭失声。但很快我停泪展眉:重远一生抗日,倭寇终于投降,应以天下为怀,怎以悲泪祭忠魂?”
 
  这就是侯御之,一位聪颖的“名媛”、“公主”,更是一位有大气概的奇女子。
 
  离开新疆起,杜毅脑海中,就一直深刻有一个画面:被盛世才断食断水的艰难日子里,有天,家门口来了一位弹冬不拉的维吾尔族老人,饿得无力,弹不动琴了,虽然家里的馕只剩下一半,母亲依然拿去给了老人。老人非常感激,努力弯腰致谢,侯御之赶紧回以更深的一躬。那天门外,白白的雪堆,两个黑影,像剪影似的落入眼帘。
 
  离开杜重远的日子里,妻侯御之、长女杜毅、子杜任、次女杜颖,为妻者不忘夫嘱,为子女者不负父望,绵延七十余年至今,“拳拳赤子之心”爱国。
 
  虽然,往后余生,一度流落街头,几次九死一生。
 
  “永垂不朽”
 
  千辛万苦回到上海,淮海中路上的老宅,却被抗战胜利“接收大员”抢房。
 
  “那夜被赶出家门时,记得我还是穿着拖鞋出来的。妈妈也倔,坚决不上对方安排去行政院那边的车。我跟着妈妈,在老宅马路对面坐当当车,一直坐到十六铺,再坐回来。流落街头什么滋味,我算是亲身体会到了。”杜毅感喟。
 
  整个1947年,侯御之和孩子们,都在东一处西一处地住。百乐门楼上,南京西路弄堂里……杜颖记得当时《大美晚报》一篇报道,标题便是《杜重远身后凄凉》。
 
  终于,那天,侯御之牵着杜毅的手,去看街上一排排睡觉的解放军。
 
  开国大典后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约5000字《中国人民救国会结束宣言》,全文仅提到4个人名:“……在这里应该特别提出的,是救国运动的最卓越的领导者和最坚贞的殉道者邹韬奋、陶行知、李公朴、杜重远先生等,他们用了文章、诗歌、著作、讲演和组织的才能,在启发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中,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,他们为了人民的事业而遭受牺牲。他们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自我牺牲,为人民尽忠的永久典范。他们和一切为救国运动献身的人民英雄们将永垂不朽!”
 
  1952年,党中央委托沈钧儒、南汉宸、胡愈之等多位同志,去新疆寻找杜重远遗骨。无奈,“三月无着”。
 
  同样无奈的,是一种奇诡病症,终于开始在杜颖身上爆发出来。
 
  杜毅回忆:“白天好好的,看起来没事,人也不觉得不舒服。一到晚上,就发高烧。”
 
  医生说,这是最不好的现象。
 
  而且高烧一发就39摄氏度、41摄氏度,退不下来,人抽筋,全身性大出血。
 
  病情复杂,病例罕见,医务人员几乎日夜守在病床旁,并召开一次次中西医大会诊。杜毅难忘,先后发过七次病危通知,第二次发下来时,妈妈侯御之就去看了太平间。一个人,坐在太平间门口,哭泣。
 
  关切接二连三:周恩来总理亲自为杜颖的疑难重症,召开全国电话会诊;从天津,空运止血粉到上海;从广西柳州监狱里,请来正在服刑、因能专治恶疾而考虑减刑的罗氏中医传人,派法警押送到上海,为杜颖诊治。
 
  “周伯伯真有魄力。”杜毅感念,小妹奇迹般转危为安,“住院三年,半愈出院。这个恩情,我们永远不会忘记。”
 
  1973年,周恩来总理病重即将住院前,得知杜颖再一次发病,再次指示,再次救回。
 
  但侯御之不久也病倒了,1981年,“晚期肺癌,惊动了当时的总书记亲自批示,像杜重远夫人这样的遗孀,已没有几位,请务必医救。上海医务界成立特别抢救小组,妈妈经历特大手术,在国外也禁刀的情况下,手术成功。”杜毅说,母亲奇迹般存活18载,连国外医生也感到惊讶。
 
  “是党给予我们第二次、第三次生命。”此后岁月,侯御之尽管身患绝症,长期卧床不起,却尽力频频在重要纪念日发表文章,或派女儿代表自己参加活动。正如杜毅所述,妈妈左肺全切、右肺肺气肿,喉返神经被切除,气管不能正常关合,每吃一顿饭,咳呛得汗淋窒息……但从改革开放后,直至自己临终前,侯御之靠在氧气袋上,写下很多感人文章,爱国为国,殷切呼唤。
 
  就比如,和张学良再一次开启,长达10年的交往。
 
  “大公无我”
 
  侯御之的大姐一家,后来去了台湾。
 
  再后来,大姐晚期肺癌,处半昏迷状态,“可每当听到电话或门铃响,仍会侧耳凝神,似在期待留在大陆38年未见的亲人,会突然出现在她生命的暮霭”。
 
  血肉至亲。故土难忘。老友情深。
 
  侯御之句句心声:“敌人将重远从我和孩子们身边夺走了,但永远无法从我们心中夺走。重远曾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作了大量工作,沿着他的遗愿,我将和儿女们,和大家为海峡两岸的月圆,作出不懈的努力。”
 
  1990年6月8日,侯御之在《解放日报》发文《遥祝良辰》,祝张学良90寿辰。
 
  她表示,我们无时不在关注着张将军的一切情况,希望着相聚言欢的日子。
 
  4个月后,回信来了:“毅、颖贤侄女:很高兴收到戴吾明先生转来的书信一封,欣悉《杜重远文集》已出版,我的确希望能先睹为快。并请代为问候令堂。祝万事如意,身体健康。张学良。”
 
  侯御之看出,正文是赵四小姐(赵一荻)用钢笔代写,签名是毛笔字,是汉卿手迹。
 
  1993年,侯御之又患甲状腺癌。杜毅记得,压迫得脖子都紫了,透不过气来。就在这样的病况中,1995年12月12日,“西安事变”纪念日,侯御之依旧不忘,在《光明日报》发文《清明雨——兼致张学良将军》。
 
  她文笔细腻,写自己长卧病榻,看不清雨丝,但见风过叶摇处,滴下翠翠雨珠,碎了又圆,圆了又碎。她感情真挚,写清明雨的悲歌,汉卿先生当能与我同聆同感,“漫漫半世纪,我亡魂无处祭,您有墓不得扫。炎黄后代,为人妻为人子者,哀憾莫过于此”。
 
  赤子之心抱病盼圆,拳拳之意遣女引资,侯御之与女儿们与杜重远,人间天上,心意相通。姐妹俩最早曾涉足房地产,被侯御之坚决制止,认为对国家贡献不大,于是精心选择了国家当时急需突破瓶颈局面的水电供应领域,知难而进。带病引资期间,杜颖两度病危。媒体报道称《董事长忘我引资,院领导一饭三哺》。闻者赞叹,杜颖有其父烈士风范。
 
  1996年,赴美在加州谈完引资项目后,杜毅飞赴夏威夷,代母、也带着父亲的心愿,前往拜见95岁的张学良。侯御之在亲笔信中说,“今派女儿来看望您同夫人,以偿还我与重远半个世纪以来的心愿”。
 
  读信,张学良“感慨长叹,默然良久”。
 
  又特地握着老友女儿的手,主动提出拍一张合影,叮嘱杜毅带给侯御之看。
 
  在杜氏姐妹精心制作的一本台历中,有这张合影。张学良坐在轮椅上,杜毅站在侧旁,两人面对镜头,笑意盈盈。杜颖在图片说明写道:“在晨曦轮椅的海边,给张叔叔一个惊喜。”“姐姐呈上妈妈给他和赵四姨的信和情侣手表,他欣然接纳,高兴地拉住姐姐的手,嘱咐摄影师拍下照片,带回,以慰妈妈于病中。”
 
  一个月后,侯御之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署名文章《愿河山如画——写于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》,专门提及此事,“慰我于床畔,慰重远于地下,也是带回他对祖国亲人的问候”。
 
  侯御之特别感动的是,张学良为杜重远百年诞辰题的四个字——“大公无我”。
 
  “诚如重远生前所说:‘我与汉卿相识颇早,相聚倏忽,相知颇深。’”侯御之久久萦绕这四个字,“心潮起伏,垂垂殷念:愿我的儿女和所有后来人,都能记住这样的精神,多一分壮举,少一分私心,家园常绿,河山如画。”
 
  “赤子之心”
 
  类似的话,侯御之在1998年再次强调:“此行之际,我想让重远一生为国忘家的事迹留给后人。”
 
  那是她行将远行、向党告别的最后话语。
 
  这年是杜重远诞辰百年。5月8日,侯御之在《解放日报》发文《重远音容伴我生》,动情写道:“重远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是:‘国有兴亡,匹夫有责’,他身体力行诠释了这句古训,做了他应做的事,只是悲叹他壮志未酬,英年被害,没能做出更多的贡献,而党和国家却给予我和子女如此多的关爱和照顾。在纪念重远百年诞辰的日子里,我感受最深的是:党的念旧和不忘同路人。”“我不愿向你们告别,我很留恋大好河山、温馨社会和儿女们的孝心,我会尽可能地放慢脚步,慢慢走……”
 
  6月21日,侯御之与世长辞。
 
  杜毅含泪而述——她抓住妈妈与死神作拉锯战的间隙,将妈妈的话语心意,断断续续抄写在小纸片上:“回顾往事,不禁悲从中来,夫离子散,家破人亡,这是国家蒙难所带来的必然后果,‘覆巢之下,焉有完卵’,我和子女们无悔无怨。”
 
  经特批,侯御之与杜重远在宋庆龄陵园合葬。
 
  杜重远、侯御之离去后,党和政府继续温暖着杜氏姐妹。2006年,淮海路上的“杜重远故居”隆重揭牌。杜毅听妈妈说过,1933年3月25日,杜重远、侯御之在此戴上婚戒,举办婚礼。也是在这里,地下党“麻将桌”开会,侯御之智退特务、浪人,人赞“女中诸葛”。杜重远还常与宋子文、孙科、熊式辉、杜月笙、黄金荣、阎锡山、李宗仁、白崇禧、傅作义、陈布雷等在此商议,联手振兴实业,筹措抗日经费。“他又常在聚餐时,有意讲一些见闻。比如,日军轰炸上海,难民营里一卖花幼女,死在敌人的弹片下。这深深触动了在场的家眷们。”
 
  杜重远经常宣讲的一句话是,“家不合,外人欺”。
 
  杜毅一直记得,当年初回上海,有一天,她溜出大铁门,在人行道上骑车玩,“当时这里是霞飞路1881号”,她看到不远处的武康大楼,有电车在那里转。待她骑车绕回,见一位行人带着一位小男孩,站在大铁门外。“那人注视着我,又弯腰对小男孩说:‘看见么?骑童车的女娃娃,就是那位我常与你说起的抗战爱国烈士杜重远的女儿。’男孩好奇地朝我看。那位路人忽然招手要我到他身边,和蔼地对我说:‘回去告诉你妈妈,我们都很怀念你的爸爸,向你爸爸致敬。’”
 
  爱国者,人民不应忘记,也不会忘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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